遗憾的是，这一点没有做到。

防治大气污染，应当加强对燃煤、工业、机动车船、扬尘、农业等大气污染的综合防治，推行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对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氨等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实施协同控制。实践证明，没有发展与改革部门（经济综合主管部门）的宏观调控，环境保护部门的统一监督管理也难以有效发挥全局治污控污作用。

2015年，学界对《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也充满了新的、更高的期待。在15处中，涉及保密举报者信息的有1处，涉及行政区域环境质量信息公开、重污染天气预警、重污染天气应急、重点区域建设项目跨区域协商、重污染区域环境质量信息公开和预报信息公开等政府信息公开的有8处，涉及污染企业的有1处，涉及机动车的有4处，涉及扬尘的有1处。在法律责任的严厉性方面，新法提高了处罚的标准，如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不过，一些责任的严厉程度还值得商榷，如违反本法规定，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五百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因为罚款幅度过大，且不区分单位和个人，在实际执法中容易出现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尽管存在一些缺憾，总体上还是一部符合实际需要的法律。

针对扬尘污染、氨等农业面源的大气污染，在第四章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之中增加了扬尘污染防治和农业和其他污染防治二节。新法全文129条，共17000多字，其中法律责任30条，占5800多字，比例大约也占全文的三分之一。近年来，基本权利的辐射效力理论成为宪法学的一个研究热点。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基本权利释义学的研究存在两种路径：一是从法律规范逻辑出发，自上而下的演绎。相应的在宪法制度的功能分配中，立法在保障基本权利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一时期又称立法国时期。形式法治理念强调规则治理，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在运用历史解释方法对基本权利进行分析时，很难找到文本上的连接点，因此造成基本权利的法释义学与中国文化的脱节与断裂。

[14] 基本权利的辐射效力可以分为私法领域和公法领域。四、超越司法中心的基本权利释义学 从学科分工的角度看，不同的法学知识指向的实践领域也有所不同。

后者是依据一般法律的保障，通过一般的法律程序进行救济。在理论上，这种限制自然包括对所有公权力行为的限制。因此，当前基本权利释义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立法者在具体化基本权利保障方面提供操作指南和操作手册。在一般法律案件中，无法直截了当的引入基本权利的说理和论证，即使是提及宪法规定也只能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而且，中国行政机关事实上也承担着一定的立法功能，在保护和限制基本权利方面如何依据宪法行使职权，如何通过行政过程保障基本权利，都需要从释义学的角度作出回答。[8]张翔：《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清华法学》2012年第4期，第12页。从宪法实施的主体看，立法者也是宪法实施的重要主体，甚至是宪法的第一个解释者。[19]See Lawrence Gene Sager, Fair Measure: The Legal Status of Under-enforced Constitutional Norms, 91 HARV. L. REV.1212（1978）. [20]参见［德］克里斯托夫•默勒斯：《德国基本法：历史与内容》，赵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75页。

[3]Kai Moller, The Global Model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pp.15-16. Gavin W. Anderson, Constitutional rights after globalization Oxford: Hart, 2005 pp.123-124. [4]参见杨登杰：《执中行权的宪法比例原则》，《中外法学》2015年第2期，第367页。三、历史价值取向的困境 从立宪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基本权利的保障经历了两种价值理念或制度模式。

虽然也有与基本权利保护相关的现实问题，但这种问题充其量可以称之为一种事例，并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宪法案例。【摘要】近年来，基本权利释义学成为宪法学研究的重点课题。

因此，如何在具体个案中判断国家权力是否构成了对基本权利的侵害，是基本权利释义学理论的一个关键问题。特别是1936年苏联宪法对中国宪法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特别是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齐玉玲案件的司法解释进一步助推了这种研究倾向。实际上，基本权利释义学在中国当下的境遇不过是整个中国宪法学理论乃至法学理论的一个缩影，中国宪法学者如何发展中国的宪法学说体系，构建对中国宪法现实具有解释力的学说是当下理论研究者的重要任务。[4] 由于基本权利的普适性特点，基本权利一般原理不必刻意区分东西方价值观，但具体到特定宪法规范中的基本权利解释理论则需要根据不同的法律背景进行研究。从清末仿行立宪至民国历部宪法，其中基本权利条款的设计均来自于西方宪法理论。

主流的宪法观念中，也特别强调通过完备的法律推动宪法实施。[16]这种基本权利保障原理是基于近代立宪主义对立法机关判断和决定的绝对信任的理念，即近代立宪主义中的立法国家原理。

这种理论可以追溯至斯大林的论断：宪法是根本法，而且仅仅是根本法。[9]张翔：《宪法释义学》，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40页。

当下中国的基本权利释义学理论建构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教义学知识的消费者究竟是谁？如果理论研究只是醉心于完美的体系建构，而不顾制度实现的可能性，最后可能会沦为一种屠龙之术而没有用武之地。因此，如何在制定法国家理念与正义国家理念之间寻求平衡，是构建我国基本权利释义学必须面对的另一价值立场选择。

接下来的问题是，基本权利解释理论如何去连接中国社会的价值、规范伦理？换言之，如何去发现寻找中国社会的根本规范，演绎基本权利的保障范围，也是解释学理论构建必须面对的问题。[17]二战以后，这种立法国家理念逐渐式微，公法理论开始反思这种对立法者客观理性的过度依赖。苏永钦称这种跳过理论转化而直接移植国外释义学的倾向是一个美丽错误，因为源于民法、刑法释义学的成功经验，诱使宪法学的研究不知不觉的把高度政治性、社会性的宪法当成和民法刑法学一样仅具有技术性的法律学说而直接移植，从而忽视了代表主权国家存在的宪法不适合，也不可能像财产法律一样移植。由于主流政治观念对宪法司法化理念的排斥，通过司法间接保护基本权利的思路再次遭遇司法体制的铜墙铁壁。

当然，保护基本权利最终需要仰仗的是一种司法性的程序，无论这种程序主体是否是以法院为中心，基本权利的充足保障终究无法回避宪法层面的救济机制。在比较法方法的运用方面，应区分外部视角的比较研究与内部视角的比较研究。

[18]前引[6]，张翔文，第544页。后者对待比较法的态度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即主张引入国外的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

[9]诚然，我们无法否定借鉴国外基本权利解释理论的必要性。[5]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上述国家的社会主义宪法已成为历史，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法逐渐成为世界宪法类型中的特例。

从世界范围来看，法释义学的理论常常在母国之外被借鉴吸收，并得到应用。相对于其他宪法学理论而言，基本权利理论是最具有普适性的理论，因此，在借鉴和移植国外相关理论和制度方面更具可行性。在此背景下，司法国家理念应运而生。未来，应结合我国基本权利保障的历史进路和实践经验，超越纯粹司法导向的解释理论，构建多元导向的基本权利释义学。

因此，将宪法基本权利的原则规定予以具体化是立法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也是基本权利保障的主要方式。比如，西方宗教自由保护的解释学原理中包含的政教分离原则，在历史上没有十字军东征、没有教皇的前提下，如何在中国语境下证成？ [12]张翔：《基本权利限制问题的思考框架》，《法学家》2008年第1期，第134页。

从1954年宪法到1982年宪法，其中基本权利条款明显带有浓重的苏联宪法的痕迹。任何宪法解释理论必须以中国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条款作为解释的起点。

进入21世纪，中国基本权利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从超越体制的法哲学方法逐渐过渡到内部视角的法解释学方法。从世界范围来看，苏联宪法对波兰、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宪法同样产生了影响。